由医生教师拟取消事业编制说开去

    “同在一家单位，你在这头，我在那头，中间相隔的是待遇和福利的巨大沟壑。”这一句吐槽道出了无数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的心头苦。而这一现象终究是要变革的。近日一个在京举办的“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最新动态及热点问题高峰论坛”上，相关部委官员表态，今年重点要研究编制创新改革，特别是高校、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对相关改革的影响。一时间群情亢奋，纷纷欢呼高校和医院的“去编制化”改革。

 

    如有网民表示，“教育单位，并没有同工同酬，有一些在讲台上工作了三四十年的老教师，也没有享受到公平对待，令人寒心”，也有的表示“单位中有编的人好像进了保险箱，在单位无事可做，无编的人危机意识强，工作勤奋，是有目共睹的事。”不过也有舆论对“去编制化”心存疑虑，担心取消编制会将学校医院完全推入市场，使入学就医成本更加高企。有的则表示，医院、高校取消编制市场化了，那么一切收费也都合法化、市场化了。

 

    在下定论前，我们先来透彻的了解一下编制这个东西吧。首先，编制是什么？按照新华字典的解释，是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数量的定额和职务的分配。当然了字典的解释是不够的，所以MM又翻阅了诸多专家学者的解释，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制，一般指狭义的编制，即人员编制，指机关，事业单位人员数额及领导职数，在我国分为行政编制、事业编制，还有一种奇怪的企业编制。

 

 

    第一类，“行政编制”，公务员都是行政编制，这类编制是有级别的，如科员、科长、局级等等，也就是说公务员需要走行政级别。公务员，以前叫干部，指依法履行公职、纳入国家行政编制，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。这部分群体就是大家嘴里经常挂的，国家财政负担，“纳税人养着的”、“吃皇粮的”。公务员编制的待遇最稳定。

 

    第二类，“事业编制”，情况比较复杂，也最具有中国特色。事业编制可分为全额事业编制、差额事业编制和自筹自支事业编制三种。①全额编制又叫全额财政拨款事业编制，参照公务员管理，基本待遇与公务员一致，多为一些公益性事业单位和部分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事业单位，如城管、学校、农技站等；②差额事业编制，由财政进行差额拨款，待遇和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挂钩，如医院和部分景点等；③自筹自支事业编制，实际上与企业差不多，待遇和经营状况息息相关，多为一些服务型事业单位，如宾馆、培训中心、设计室等。

 

    另外，就事业单位的编制而言，很多部门都是既有行政编制，也有事业编制。例如银行，银行是具有企业性质的，但是银行里面的工作人员（除了临时工），有相当部分是事业编制，而银行的领导，从中央到地方，都是组织部门任命的，基本也都是行政编制。上述四种待遇每年增加的生活补贴不同，由大到小，依次是：公务员、全额、差额、自收自支。

 

    第三类，比较特别的“企业编制”，这类编制没有统一的说法，有的学者或官员甚至直接忽略该类编制，因为企业编是在事业单位，但却是体制外的人员。就是俗话说的编外人员。有学者还称，企业编应该是事业编制中自收自支的那一类。

 

    以上三种编制，待遇、地位不一样，这点在很多地方都有体现，一般来说，在体制内的行政或事业单位中，行政编制地位最高、待遇最好，这里所说的待遇包括工资、福利、升迁机会。而三者的稀缺程度也是依次递减，行政编制最少、最稀缺，事业编制多。这两种编制很占资源。所以国家严格限制其数量。但事情又需要那么多人做，所以有人戏称，企业编制估计就是为了降低用工成本搞出来的。

 

 

    如果按照编制是机构设置及其人员定量的定额这个定义来讲的话，中国编制古代就有，如设六部，每部设一尚书，两侍郎等规定，核定的就是编制。当然，中国古代核定的是领导职数，至于具体工作人员有多少，有标准无硬性规定。据一位辽宁省县级编办的工作人员介绍，现在中国的编制管理基本是来源于苏联，是计划经济的产物。所以有人说，随着国策计划生育的瓦解，编制成为了中国最后一个“计划”。

 

    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，虽然工农差别、城乡差别明显，但同一岗位的人员收入无显著差异，采取的是“单轨制”的劳动用工模式。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广开门路，搞活经济，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》，提出“要实行合同工、临时工、固定工等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，逐步做到人员能进能出”。自此，员工身份被切割为“编制内”与“编制外”两种类型：“编内”人员稳定享有各种福利待遇，“编外”人员劳动关系不稳定，也不享有“编内”的各种福利待遇。

 

 

    经济的转轨必然要配合一定制度来推进，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当然也需要配套制度，“编内外双轨制”就是其中一个。首先它解决了“大锅饭”、“铁饭碗”类的员工积极性不足的问题、扩大了企事业单位招聘自主权；提供了大批就业岗位，要知道中国在改革开放后，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劳动力人口暴增时代。正如专家所言，编制本身没有原罪，作为一种人力资源配置、管理手段，编制的定岗、定员、定责、定酬等功能不可或缺。然而往往任何事情走向极致的话，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尤其是附着在编制上的“特权”导致的“同工不同酬”，这才使“编制”成为人们心中“人人喊打”的制度。

 

 

   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曾发布一期对同工不同酬的研究论文，文中列举了用工双轨制带来的问题：①违反《宪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的精神，我国《宪法》着重强调男女间同工同酬，不局限于劳动法律关系或民事法律关系，《劳动合同法》也强调劳务派遣工与“正式工”享有同工同酬权力。②阻碍了劳动力的正常流动，由于编制数量十分有限，许多高校和公立医院变成一种稀缺资源，于是想来的人员来不了，因为来了没有编制保障；而想走的人又不愿意走，因为留恋编制。这种“瞻前顾后”，无疑会妨碍专业人才的正常流动。③更重要的是，“编制”带来的社会身份的认同差别，影响整个社会的心里感知。由于编内外员工的福利、待遇差别，导致身份差异意识的日益强化，进而造成对所处群体及个体价值产生怀疑和负面情绪。

 

 

    可以看出，“编制”作为一种机构、人员设置安排的制度，本身有其时代的烙印，改革关键是改变附着在“编制”身上的各种不平等，而不能变了味道。例如最近遭吐槽的，许多企事业单位借“反腐”之名抹去了员工正常享有的待遇、福利。《人民日报》对此发表评论称，反腐败，反的是三公消费，反的是官员的权钱色交易，反的是个别垄断性企业存在的高收入、高消费、高福利的灰色腐败等，反的绝不是职工的正常福利。所以，有媒体评论称，“去编制化”应该是抹掉附着在“编制”上的红利，让编制回归管理功能本位，使其不再成为身份、地位的象征，更不再因编制有无而存在收入、福利等方面的差异。